一

似乎，上天很是喜欢捉弄文人。

起初，塞给一枝生花妙笔，挥洒下锦绣文章，甚至著书立说，纵情指点江山与名人。随即，上天忽然变了脸色，降下百般噩运，困厄、贬官、牢狱接踵而至。最后，不是蒙冤而死，就是忧郁而终。

屈原如此，司马迁如此，班固也是如此。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

班固出身儒学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为当时著名学者。在家族的熏陶之下，班固九岁即能写文章、诵诗赋，堪称一代神童。

东汉初年，班彪曾为开国元勋窦融效力，由他所写的奏章颇受光武帝刘秀的重视。然而，班彪的仕途不太顺畅，没有做过高官，家境也很平常。

史书记载：“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后汉书·班彪列传》）

此前，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到了三国时期始称《史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后世，鲁迅先生虽然喜欢批判古文，却也相当推崇《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彪也很欣赏《史记》，却也颇有异议，认为书中对于皇帝与时政阐发了不少讽喻，未能忠于君权、宣扬正统思想。也就是说，班彪埋怨司马迁不能做一条驯服的走狗，笔下多了一些野性。

因此，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

班彪广泛搜集西汉时期的历史遗事，并贯穿一些异闻，写下《后传》数十篇，摒弃司马迁之短处，发扬儒家思想，为封建统治鼓舞欢歌。

当时，班彪已是远近闻名的大学者，许多人慕名前往拜访，切磋学问。受此影响，班固眼界也日益开阔，学业大有长进。

此际，正值青春年华的王充前来京城洛阳游学，拜在班彪门下。这位王充，一生怀才不遇，仕途落拓，却被后世称为杰出的思想家。范晔撰写《后汉书》时，专为王充、王符、仲长统合立了一篇列传，视为“三杰”。整个东汉二百年间，称得上思想家的，仅此三人而已。那个时候，王充还没有动笔撰写《论衡》，还没有成为倡导“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王充又来向老师班彪请教，班固在旁边作陪，一番畅谈之后，王充轻抚班固之背，向老师说道：“此儿必记汉事。”（语出谢承所撰《后汉书》）

听到得意门生夸奖自己的儿子必将撰写汉史，班彪不禁拈须微笑，眼里流露出许多的期许。

那一年，王充18岁，班固13岁。

16岁那年，班固进入洛阳太学进行深造。他用功苦读，博览群书，对于儒家著作及百家之言，无不涉猎，无不穷究。班固境界开阔，学识不局限于一家之说，也不停留在字音字义、枝枝节节的注解之上，而是寻求贯通经籍的大义。

读书之时，班固性格宽容随和，平易近人，不以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因此广受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

洛阳太学之中，班固、崔骃、傅毅三人，是最为出类拔萃的学员，被寄予厚望。（《后汉书·崔骃列传》）

建武三十年（54年），班彪去世于官任之上。此时，班固23岁。

由于班彪专注撰写汉史，不精通为官之道，更不善于借势敛财，没有多少积蓄。自他死后，家里生计日益艰难，只得离开房租高、开销大的京城洛阳，迁回了扶风安陵老家。

班固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弟弟班超、妹妹班昭，生活的担子过早地压在了这位年轻学子的肩上。

然而，班固并未怨天尤人，他相信知识可以改变人生的轨迹。

二

旧时，讲究守孝三年。在至亲去世之后的三年内，做官的要告“丁忧”回乡守孝，孝服满后再陈请复职。“三年”守孝中，不能参加宴会应酬，夫妇不能同房，家属不能生孩子，否则经人告发就要办罪。民间虽没有这许多限制，但在守孝中是不能婚娶的，周年之内也不参加喜庆。

在这三年之中，班固一边潜心研究学问，一边关注官场动态，为将来踏上仕途做准备。毕竟，改善家境的希望总是落在长子身上的。

公元57年，光武帝刘秀去世，他的第四个儿子刘庄即位，史称汉明帝。

永平元年（58年），东平王刘苍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留在京师辅政，位在三公之上，成为东汉时期地位最高、权势最大的藩王。刘苍自幼便好读经书，博学多才，智慧颇高。在其辅政期间，毫无骄纵之意，而是广开门路，延揽天下英才。

此时，班固守孝期满，正欲崭露头角，便上书东平王，想要跻身其幕府之中。奏书之上，先是把刘苍大大吹捧了一番，高帽子戴了好几顶，然后又品评多位贤良官员，极力向刘苍推荐，以显示自己的识人之能与胸襟抱负。

刘苍接到这篇奏书，反复阅读，颇有感触。不久，班固所力荐的多位官员受到了提拔重用，而班固自己却没有接到东平王的聘书。

或许，东平王刘苍觉得班固身为一介平民，却恣意品评朝廷官员，有些锋芒毕露了，想要冷却一下这颗过于火热的心。

当初，班固返回家乡，整理父亲遗作，手捧其用心撰写的《后传》，连续沉默数日。

班固认为，父亲的著述，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而且，此书并未编著完成，还需要续写下去。于是，他在《后传》的基础之上，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潜精研思，正式开始了撰写《汉书》的生涯。

永平五年（公元62年），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汉书》之际，有人上书汉明帝刘庄，举报班固“私修国史”。随即，朝廷下诏扶风郡，收捕班固，押往京城洛阳的监狱，同时将书稿查抄上缴。

当时，不仅“私修国史”是被严格禁止的，甚至“国史”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汉成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太史公书》（即《史记》）被拒绝之事，即可证明。此前，同为扶风郡的老乡苏朗曾被人举报伪造图谶，被捕入狱之后，很快丢了性命。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祸，使得班家十分紧张，弟弟班超深恐班固被郡署考逼，无法表白。骑上快马赶赴洛阳，请求拜见汉明帝，要替班固申冤。

按理来说，班超只是一介平民，本是没有资格拜见皇帝的。不过，由于他的父亲班彪曾经享有盛誉，多亏旧时同僚予以通报，才得到了汉明帝的破例接见。班超先是上奏父兄修史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司马迁诽谤汉武帝的弊端，致力于宣扬“汉德”、“皇恩”与“忠孝”。随后，又禀告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特别是兄长班固在困苦之中，矢志不渝，所撰之书，字里行间尽是一片报国忠心。

汉明帝听后，颇受感动。恰在此时，扶风郡也将查抄的书稿呈了上来。汉明帝浏览之后，对于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心底暗生赞叹。

于是，颁下诏令，将班固召入皇家校书部，拜为兰台令史。汉朝之时，皇宫内建有藏书的石室，作为中央档案典籍库，称为兰台，由御史中丞管辖，置兰台令史，史官在此修史。

班固上任之后，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世祖本纪》。由于在编撰《世祖本纪》过程中表现出色，班固又升为郎，负责整理校雠皇家秘藏图书。这个“郎”， 可以理解为皇帝的侍卫，虽然官职不高，却可经常见到皇帝，是份有前途的工作。

此后，班固继续修撰光武帝一朝的史事，又撰成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事迹，共写成列传、载记28篇，呈送汉明帝。

这样，光武帝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即后世《东观汉记》的光武帝部分)。《东观汉记》，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自明帝以后，章帝、安帝、桓帝、灵帝、献帝历朝都有续修，边韶、崔寔、蔡邕、卢植等知名学者先后参与。而班固则在此书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开了一个好头。

班固所撰史书，不仅文采飞扬，还尽心竭力地宣扬汉德、维护儒家正统思想，令汉明帝相当满意。不久，诏令班固续写此前的史稿，完成著书之事。

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因此，《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

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专政体制，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经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容易发挥。所以，《汉书》一出，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准则。

班固撰写《汉书》，潜精积思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约为公元80年左右）基本修成，后有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

《汉书》（又称《前汉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中国正史“二十四史”之中的“前四史”，水平远高于后面的史书，历代颇多赞誉。

三

东汉政权建立之后，定都洛阳。至汉明帝时，疏浚护城河、修缮城墙，重整皇宫气象。然而，关中耆老却依然怀恋西汉都城长安的繁华胜景，希望朝廷能将都城由洛阳迁回长安。

身为郎官的班固，顺应汉明帝的想法，不愿迁都之事扰得人心惶惶，遂作《两都赋》，以驳斥关中人士不切时宜的议论，澄清人们的模糊认识。

《两都赋》，分为《西都赋》、《东都赋》姊妹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意谓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都城长安。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是最为耀眼的几颗星辰。

史上有名的“汉赋四大家”，是指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他们尤为擅长“大赋”，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其内容，多是歌功颂德，极力展现帝王贵族的声色犬马、游宴田猎之乐，山林宫殿京都之丽。其形式，多是采取主客问答，字里行间暗寓着作者的褒贬。篇末，往往加上一个“讽谏”的结尾，即所谓“劝百讽一”。

向来，大赋代表之作首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姊妹篇，以“子虚”和“乌有先生”争相夸耀本国的故事为基本构架，极尽铺叙、夸张、想象、排比之能事，气势恢弘，典故堆砌，文字华彩。

班固的《两都赋》，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与《上林赋》，以“西都宾”和“东都主人”，代替了“子虚”和“乌有先生”，虽然文采依然华丽，却未过分堆砌辞藻，风格比较疏宕，有着自己的风格特色。

我们不妨欣赏一下“西都宾”的炫耀：“其宫室也，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体，放太紫之圆方。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饰珰，发五色之渥采，光爓朗以景彰。于是左墄右平，重轩三阶，闺房周通，门闼洞开。列钟虡于中庭，立金人于端闱，仍增崖而衡阈，临峻路而启扉。徇以离殿别寝，承以崇台闲馆，焕若列星，紫宫是环。清凉宣温，神仙长年，金华玉堂，白虎麒麟，区宇若兹，不可殚论。增槃业峨，登降炤烂，殊形诡制，每各异观，乘茵步辇，惟所息宴。”

再来欣赏一下“东都先生”的气度：“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图籍，膺万国之贡珍，内抚诸夏，外接百蛮。尔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鍧，管弦烨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泰古华。四夷间奏，德广所及，僸佅兜离，罔不具集。万乐备，百礼暨，皇欢浃，群臣醉，降烟熅，调元气，然后撞钟告罢，百寮遂退。”

随后，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态度：“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崚，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这篇《两都赋》，洋洋洒洒近五千字，恕我不能全部抄录。

班固的《两都赋》，开创了“京都大赋”体制，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不仅蜚声文坛，还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刘勰也称其“明绚以雅赡”。

显然，范晔也很欣赏这篇《两都赋》，他所写的《后汉书·班彪列传》，实为班彪与班固父子两人的合传，班彪之事约占全文20%的篇幅，而《两都赋》竟占了全文近50%的篇幅。

此后，班固还写有《《曲引篇》，述叙汉德。“以为相如《封禅》，靡而不典，扬雄《美新》，典而不实，盖自谓得其致焉。”

《曲引篇》，不仅班固自我欣赏、自我得意，范晔也很喜欢，于是又全文抄入了《后汉书·班彪列传》，占了全文12%的篇幅。

四

公元75年，汉明帝刘庄去世，他的第五个儿子刘炟即位，史称汉章帝。

汉章帝即位之后，励精图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减轻徭役，衣食朴素，实行“与民休息”，并且“好儒术”，使得东汉经济、文化在此时得到很大的发展。这一时期，思想也比较活跃，虽然力推儒家经典与谶纬之学，却也够包容无神论等“异端思想”，其代表人物王充不但能够做官，还得以善终。汉章帝还两度派遣班超（班固的弟弟）出使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因为明、章两代大体承继了光武帝刘秀的施政方针，使得文治、武功都有很大的成就，故史称“明章之治”。不过，由于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而且，汉章帝过于放纵外戚，导致汉和帝时期外戚专权，种下了日后外戚专权和宦官专政的远因。

汉章帝对经学文章同样怀有很大兴趣，因此班固更加受到器重，常常被召进皇宫，与皇帝一起读书。章帝每次外出巡视，总让班固随行，献上诗词歌赋助兴。朝廷有大事，也让班固列席，参与公卿大臣的讨论。此时，班固春风得意，“赏赐恩宠甚渥”。（《后汉书·班彪列传（附班固）》）

班固虽然以知识渊博得到汉章帝的重视，但念及父子两代才华横溢，却不能名显于世，自己年届四十，仍然是个郎官。因此，模仿东方朔《答客难》及扬雄《解嘲》，提笔写成《答宾戏》。文章以问答的形式，抒发了自己的苦闷和感慨，又从正面反驳自己不该有的想法和抑郁，鼓励自己坚定志向，按照既定目标奋斗不息。全文构思巧妙，格调高雅，说理深刻诚恳。

《答宾戏》果然奏效，不久，汉章帝将班固升为玄武司马。

早在公元前51年，汉宣帝刘询为了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召集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23位大学问家，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并由汉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

百余年后，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刘炟依议郎杨终奏议，仿西汉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各地著名儒生齐聚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并由汉章帝亲自裁决经义奏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

 “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后汉书·班彪列传》）

在这次会议上，班固以史官兼任记录，奉命把讨论结果整理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

《白虎通德论》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建构起了一个庞大、完备的以论证“君权神授”为目的的神学思想体系。

这个神学思想体系，为汉章帝所推崇，也为班固所倾心，更是夯实了后世封建君王统驭天下的舆论基础。

此后，班固由于母亲去世，离开官场，回乡守孝。

公元88年，汉章帝刘炟去世，他的第四个儿子刘肇即位，史称汉和帝。

当时，汉和帝刘肇年仅十岁，尊窦皇后为皇太后，由其临朝称制。因此，窦氏外戚纷纷得到高官厚禄，显赫于世。

先前，班固的父亲班彪曾为窦融效力，在其幕府之中出谋划策，并且代写奏章。此时，掌控朝政的窦太后，正是窦融的曾孙女，她还有个哥哥，叫作窦宪。

班固守孝期满，重返都城洛阳，看到窦氏家族如日中天，就以“世交”的情谊，投到窦宪手下效力。

五

永元元年（89年）六月，车骑将军窦宪率领大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将，远征匈奴。同时，任命班固为中护军，参议军政。

当年，班固的弟弟班超因为家贫，常为官府抄写文书，以求糊口。期间，班超投笔（扔下手中的毛笔）叹息：“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后汉书·班梁列传（班超）》）

这番情形，也就是“投笔从戎”典故的来历。此外，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也是源于班超的。

眼看着弟弟纵横西域，屡建功绩，官位一个劲儿地往上升。班固很是羡慕，也想跟随窦宪创立一番千秋功业，留名青史。

天遂人愿！这次远征，东汉军队大获全胜。

窦宪、耿秉北出边塞三千余里，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刻石勒功，纪汉威德”，树立石碑、铭刻武功，炫耀汉朝的威德。

由中护军班固所写的《燕然山铭》，词藻壮丽、气势雄浑、威风远荡，成为后世广为传诵的佳作。历经近两千年的风霜雨雪，这些文字依然铭刻于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崖壁，叙述着汉朝远征匈奴的辉煌战绩，也折射着班固神采飞扬的文笔。

刻完《燕然山铭》，窦宪率兵凯旋。

一路之上，越是琢磨此次远征，车骑将军窦宪就越是回味无穷。随后，他索性派遣司马吴汜、梁讽携带金帛追寻北单于，想要招他归附汉朝。

汉朝兵马越过汉长城，度过阴山山脉，窦宪停了下来，驻扎于北疆重镇五原郡（郡治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等侯北单于的消息。

随同车骑将军窦宪出征的班固，踏上如今包头地区的这片土地，不知辽阔壮美的北疆风情，可曾浸入他的诗赋之中？

北单于派遣自己的弟弟右温禺鞮王，随同梁讽前往东汉都城洛阳，奉上贡品，并且留侍汉和帝，也就是充当双方议和的人质。窦宪听说北单于并没有亲自前往洛阳，骄横心态勃然而发，随即奏请朝廷遣归右温禺鞮王。也就是说，拒绝了北匈奴的归顺。作为泱泱大国，面对四夷来降，这样的胸怀未免有些狭隘了！

这年九月，皇帝下诏，命中郎将持节到五原，拜窦宪为大将军，并封爵为武阳侯，食邑二万户。与此同时，随从远征的官吏也都提了行政级别、涨了薪酬待遇。班固很是兴奋，仿佛看到了阳光灿烂的前景。

永元二年（90年），北单于又派遣车谐储王等人前往居延塞，求见大将军窦宪，请求向汉称臣，并想入京朝见。窦宪上表请示之后，派遣班固、梁讽前去迎接。就在此时，北单于又遭到南匈奴的袭击，受伤逃遁，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转头返回。

永元三年（91年），大将军窦宪派遣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从居延塞出击，在金微山（即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单于，斩首五千余级，俘虏甚众。经此战役，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其国遂亡。

曾令秦始皇与汉武帝头痛不已的匈奴帝国，先是分为南匈奴与北匈奴，南匈奴于东汉光武帝时归顺，而北匈奴于汉和帝时被灭，中原王朝的匈奴祸患至此告一段落！

在汉朝与匈奴的战史之上，大将军窦宪留下了辉煌的记录。

然而，窦宪也是历史有名的“恶霸将军”，倚仗着权势，骄横跋扈，恶行累累，连沁水公主的园田也敢贱价强买，诛杀异己更是不在话下，并且结党营私，有了谋反的迹象。

窦宪虽然是个恶霸，却很喜欢罗致文人效力，洛阳太学的的三大才子班固、崔骃、傅毅都曾在其幕府之内。

崔骃屡次讽谏劝阻，渐遭窦宪厌倦，毅然弃官回家；傅毅曾为窦宪属下司马，却英年早逝；只有班固还追随在大将军窦宪的身边。

永元四年（92年），汉和帝刘肇设下计谋，逼迫窦宪自杀。

班固作为窦宪的重要僚属，也受到株连，被免去了官职。

福不双降，祸不单行。

由于班固平常对子弟管教不严，有的子弟不守法纪，颇令地方官吏感到头痛。曾有一次，洛阳令种兢出行。洛阳令，为都城洛阳的行政长官，相当于如今的北京市委书记。出行途中，班固的家奴因喝醉酒冲撞了他的车骑，种兢手下官吏对他推搡训斥，家奴迷迷糊糊，口出恶言。种兢大怒，可是畏惧窦宪威势，不敢发作，从此怀恨在心。

窦宪案发之后，以前窦家的宾客逐一遭到逮捕拷问，种兢借机报复，将班固关进监狱。在狱吏的拷打折磨之下，这位史赋巨匠竟惨死狱中，卒年61岁。

事后，汉和帝刘肇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决抵罪。可是，班固既死，中国史学与文学的重大遗憾，已经无法追偿了。

此时，班固所著《汉书》尚未全部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然而，撰写未毕，班昭去世。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作为文人，班固广受赞誉。不过，因其曾经依附“恶霸将军”窦宪，又屡受后世非议。

著有《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文史大师蔡东藩评价：“班固文人，党附窦氏，始至杀身；独班超能立功异域，终得封侯。大丈夫原应自奋，安能久事笔砚间？观于超之有志竟成，而固之无志可知，一荣一辱，优劣判焉。乃知人生处世，立志为先，慎毋媚世谐俗为也！”

这番话，不仅是对班固所说，也让如今的文人学者掩卷沉思。

南宋学者徐钧曾经写下一首《班固》：“网罗一代史编成，得失忠邪已熟评。往鉴在前浑不顾，却依戚党幸功名。”

同为文人，又有几个能够体谅班固的无奈与酸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