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其实，秦始皇“焚书坑儒”，并不是真的要摧毁华夏文化。

丢进熊熊烈焰之中的，是从民间搜来的书籍，特别是史书及诸子百家之书。毁掉那些有思想深度的书籍，可使百姓逐渐少识无智，逐渐缺失自己的判断能力，逐渐成为盲从的顺民与屈膝的奴婢。放眼历史，热衷于“愚民政策”的，又何止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秦朝呢？

而秦朝的皇家图书馆里，从古至今的各类书籍，依然密密麻麻地陈列着，供那些御用文人们查阅。这座知识的殿堂，延续着中华文脉，既开阔着文人的视野、滋润着文人的笔端，也为封建统治提供着大量的存在依据与理论基础。

终于，西楚霸王项羽兵临秦都咸阳，向着秦宫放了一把大火，烧了三个月仍未熄灭。雕梁画栋成了废墟，许多珍藏图书也化作了灰烬。

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是很难被一场禁书运动或是一次意外浩劫所扼杀的。危难之后，反而会焕发出新的气息。

书籍没有了，文人还在。

西汉初期，学者们把默记在心底的典籍，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誊写下来。当然，没有了底本的约束，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见解，借着古人的语气，写进书里。这种夹带着私货的、用隶书写成的儒家经籍，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经，以儒家的面貌，融合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又加入了秦汉盛行的神学宇宙论及宗教政治学的色彩，洋洋洒洒，动辄数十万字，甚至百余万字。

当时，研究与阐述今文经的学者们，喜欢分析儒家经典之中的“微言大义”，有些确实令人恍然顿悟，有些却是穿凿附会，甚至近于捕风捉影。同时，将大量谶语混入儒家经典，并借此展开“天人感应”的演绎，为迎合封建统治及权贵利益而大造理论声势。从某种程度来讲，“今文经学”已经逐渐沦为趋炎附势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了。

曾经有人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许多时候，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多亏，秦始皇焚书时期，民间儒生冒着杀头的风险，将一些古文经书藏了起来。到了西汉前期，被相继发现，儒家经籍的原貌得以逐渐恢复。

汉景帝年间，“大雅不群、修学好古”的河间献王刘德，重金征集儒家经籍。每当得到一本佚书，就令人抄写一份送给原来的藏书主人，而将真本留下，并赐给献书者金帛。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数量之多，充满楼阁，可与皇家藏书相提并论。

汉武帝年间，鲁恭王（也称鲁共王）刘余为了扩建王宫，拆除孔子的旧宅。结果，从夹墙里面发现了《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书，共有几十篇。

这些重新面世的儒家经籍，是以先秦古篆，书写而成的，被称为“古文经”。

于是，“古文经学”应运而生，此派学者更为注重文字训诂，主张回归先秦义理的质朴学风，不赞成过度解读儒家经典，也不愿与当前政治有太多的联系。

作为学术观点，古文经学倒也无可非议；作为辅政工具，古文经学就远不如今文经学那样受到统治阶层的青睐了。

西汉政府很是重用“今文经学”的儒学大师，设有诗经、书经、礼经、易经及春秋五经学官（博士官），享受朝廷的优厚俸禄。同时，政府设有名额，博士官所招收的弟子们也可享受利禄。如此一来，今文经学派系逐渐成为一个拥有政治势力的学术团体了。

就在今文经学如日中天之际，竟然有人公开支持古文经学，并屡次向皇帝呈上奏章。

这个人，就是刘歆！

二

刘歆，字子骏，出身于皇室贵族。他的五世祖刘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四弟，封为楚元王；他的父亲刘向是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及目录学家，担任政府高官。

或许，是受了家学渊博的影响，刘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童，从小嗜读各类书籍，过目不望，领悟颇深。

长大之后，由于通晓儒家经典，并且写的一手漂亮文章，受到了汉成帝刘骜的器重，待诏宦者署，担任黄门郎。

在古代，皇帝宫禁之门称为黄闼。黄门郎，就是在黄闼之内做事的郎官，也称黄门侍郎。其主要职责，就是侍从皇帝、传达诏命。能为当今天子服务，前途无量！

西汉河平年间，刘歆接到诏令，与父亲刘向一起主持校定皇家珍藏的书籍。在此期间，刘歆潜心研究六艺传记，对于诸子、诗赋、数术、方技，那是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呀。

刘向去世之后，刘歆接任父亲的官职，担任了中垒校尉。这个中垒校尉，相当于如今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级别可是不低。一个富有才华的学者，为何派到军队任职呢？您别忘了，刘歆乃是皇室宗亲，用自家亲戚担任保卫工作，皇帝睡得比较踏实。

当初，刘歆校定皇家藏书之时，偶然看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

春秋末期，孔子曾与好友左丘明一同前往都城洛邑，在周太史那里查阅档案。回到鲁国之后，孔子写了文字简明的《春秋》，而左丘明则以《春秋》为本，编入诸多史实予以注解，写成了《春秋左氏传》。

《春秋左氏传》，也称《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后世，将《左传》与《 公羊传》、《 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

刘歆看到篆文书写的《春秋左氏传》，很是新奇，阅读之后，更是爱不释手。原先，由于《左传》多为古字古语，学者们只是传解训诂而已。到了刘歆研究《左传》，引用书中的史实，来解读《春秋》，彼此呼应，进而精辟阐述，从此具备了章句义理。

《春秋》与《左传》同为国学经典，而孔子与左丘明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论语·公冶长》中写道，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意思是，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好看的脸色，摆出逢迎的姿态，低三下四地过分恭敬，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怨恨装在心里，表面上却装出友好的样子，左丘明认为这种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刘歆在对比了“春秋三传”之后，认为《左传》更胜一筹。

因为，孔子与左丘明是同一时期的人物，关系融洽，彼此敬重；而《公羊传》与《谷梁传》则是孔子弟子卜商（子夏）的弟子公羊高与谷梁俶所写的，与孔子隔着些岁月。“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汉书·楚元王传》）

汉景帝之时，《公羊春秋》已立学官；汉宣帝之时，《谷梁春秋》也立了学官。

此时，经过自己的深入学习与领悟，刘歆已经倾向于“古文经学”。看到“今文经学”的《公羊春秋》与《谷梁春秋》已经设立了学官，便想为古文《左传》也争取一席之地。

这个时候，西汉的皇帝已是汉哀帝刘欣。而刘歆也改了名字，叫作刘秀，字颖叔。估计，是因为“欣”与“歆”发音相近，出于对当今天子的尊重，便改了名字。

刘秀（感觉挺别扭，下面还是称刘歆吧）给汉哀帝上书，奏请《左传》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设立学官。

汉哀帝刘欣也不是草包皇帝，史书称他“文辞博敏，幼有令闻”，文学辞赋很有水平，并且才思敏捷，从小就名扬天下。

三

对于刘歆的才能，汉哀帝是欣赏的；对于“古文经学”，汉哀帝也是认可的。

然而，“今文经学”作为治国的文化根基与辅政的思想工具，其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即使需要变革，也得逐渐推进。如今，刘歆一下子请求将那么多的“古文经学”列入学官，势必引起文化界，甚至是整个官场的大动荡。

思索之后，汉哀帝把这个烫手山芋又抛给了刘歆，请他与五经博士官们举办一个文化论坛，探讨一下“古文经学”的学术价值与未来地位。

结果，有些博士官居然很不给刘歆面子，拒绝出席这个文化论坛。作为政府高官兼学术大师的刘歆，看到“今文经学”派系如此漫不经心，自然很是生气。因此，他写了一封公开信，责备太常博士。

刘歆先是发了一番感叹：“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孔子逝世而精微之言灭绝，七十二位贤徒离世而仁义道德背离了根本。到了秦始皇，烧经书、杀儒士，制定禁书法令，追究“是古非今”之罪，儒家大道更趋衰微。

继而讲到“古文经”的重见天日，又陈述了“古文经学”继承儒家正统大道的情形。

接着，刘歆开始发难：“有的学者不顾古籍缺失、篇幅散乱的现状，只是一味地咬文嚼字，长篇大论地臆测与穿凿，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方法，即使探究到头发花白，也不能通晓一门艺文。有的学者背离儒家经典的大义，信口胡诌以取悦当世，宁肯拜在装腔作势之人的门下，却不愿苦心研读古文经籍。一旦遇到国家盛典，如辟雍、封掸、巡狩等礼仪，便稀里糊涂，随意应付一场。这样的学者仍要抱残守缺，怀着怕被戳穿的私心，未曾有过从善服义的公心。甚至，满怀妒嫉，不管公理与实情如何，凡是雷同的，便随声附和，凡有异议的，便极力压制。如此做法，岂是研究学问的正道！”

然后，刘歆表明了自己的心意：“贤者讲，礼仪丧失则到民间去寻找，而古文典籍岂不更胜于民间吗？以前，博士官设有：欧阳的《书》，公羊的《春秋》，施、孟的《易》。到了汉宣帝之时，又广泛设立了《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这些经籍，虽然义旨不同，却同样获得设立。为何如此？与其因为分歧而偏废，不如因为分歧而并立。百家争鸣，才能百花齐放。传曰：文武之道没有遭到灭绝，就在于人们的传承；有大智慧者传承其根本，比较愚笨者传承其枝节。现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同行于世，兼包大小之义，岂能偏废而灭绝呢！倘若一定要独断守缺、结党营私、妒嫉大义，必将有负圣上期望，也必将被有知之士所唾弃。我希望，诸位君子审时度势，不违天地良心。”

这封公开封，言辞比较激烈，惹得“今文经学”派系很不高兴。

名儒光禄大夫龚胜，见到刘歆的公开封，深深自责，辞去官职，回归故里。名儒大司空师丹，见到刘歆的公开封，则是大发雷霆。随即，师丹上书汉哀帝，指责刘歆借着校定皇家藏书的机会，改乱旧章，并且毁谤先帝所立学官。

读罢师丹的奏章，汉哀帝刘欣叹息：“刘歆不过是想发扬儒家大道，又何必视为毁谤呢！”

想为“古文经学”出头的刘歆，触怒了当朝的执政大臣，又被众多“今文经学”派系的儒官所诽谤。他终于明白，敢于指责当今文化思潮，必将迎来乱棒狠敲。即便身为宗室贵族，刘歆也感觉到了官场之上的暗潮汹涌，为了逃避杀身之祸，请求出京补为官吏。

起初，刘歆担任河内太守。河内郡，郡治怀县，即今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阳城乡土城村。

继而，又转任五原太守。五原郡，郡治九原县，即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

后来，还曾出任涿郡太守。涿郡，郡治涿县，位于如今的河北省涿州市城区。

就这样，刘歆先后做过三郡太守，相当于如今的省委书记之职。虽然，不如当初担任首都卫戍区副司令员那般风光，也还算是官高位显。

几年之后，风云迭起，刘歆因病免官。后来，可能是病好了，又被汉哀帝从家中起用，做了安定属国都尉，在如今的宁夏境内任职。

作为文人，小的学术争议，双方往往辩论得面红耳赤，有可能引发心脏病或脑血栓。而大的文化争论，特别是涉及治国思想基础的文化争论，倘若看不清方向、站不对立场，则有可能家破人亡。

研究学问，容易嘛？！

四

汉武帝刘彻登基之后，痛惜秦始皇的焚书之举，遂发动政府力量，征集散落于民间的各种书籍。历经一百余年，到了汉成帝刘骜年间，国家藏书“积如丘山”。

河平三年（前26年），汉成帝诏令谒者陈农广求天下遗书，同时任命贤德饱学之士整理及校定国家藏书。“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艺文志》）

建平元年（前6年），刘向去世。即位不久的汉哀帝诏令刘歆，子承父业，主持这项大规模的文化事业。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刘向、刘歆父子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在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中，他们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正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

那个时候，每当校定完成一种书籍，都会写下一份简要内容，包括校雠原委、作者生平、学术源流、辨书真伪、内容提要、图书评价等，称为“叙录”。刘向将此“叙录”抄写一份呈送皇帝，自己则留下底稿，保存积累。事成之后，汇编为《别录》。全书共20卷，著录图书603家，13219 卷，分为6部38种。

这六大部类，分别是：1、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2、诸子：儒、道、阴阳、法、名、纵横、杂、农、小说；3、诗赋：屈原等、陆贾等、孙卿等、杂赋、歌诗；4、兵书：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5、术数：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方技：医经、经方、房中、神仙。

《别录》，不仅是第一部有详细内容提要的书籍目录，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综合性书目。著录内容这样完备的目录，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此后，刘歆又将《别录》之中的各篇“叙录”予以简化，把著录的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再在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编成了我国第一部分类目录《七略》。

东汉时期，所编修宫廷藏书目录如《兰台书部》、《东观新记》、《仁寿阁新记》，均以《七略》为蓝本。之后，南北朝宋王俭《七志》、梁阮孝绪《七录》、隋许善心《七林》、宋代郑寅《七录》，均采用七分法。

班固撰写《汉书》，内有“艺文志”一卷，为十志之一。其主要内容就是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仍存六艺、诸子、方技等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又分解“辑略”而作为大、小序散入各类，并且补录了刘向、扬雄、杜林三家于西汉所撰写的著作。

班固也不掩刘歆的功劳，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今删其要，以备篇辑”，又在《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刘歆传）》中写道：“《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

后世对于《汉书》评价极高，刘歆《七略》也是有所贡献的。

五

说起刘歆的学问，何止“古文经学”与《七略》，他的才艺多到不可思议。

西汉末年，王莽篡权，为了满足其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在律历学家刘歆的主持之下，系统考证了历代度量衡制度，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

其中最有名的标准量器，就是“新莽嘉量”。

新莽嘉量，是一个五量合一的青铜器，以圆柱形的斛量为主体，圈足为斗量、左耳为升量、右耳上为合量、 下为龠量。外壁正面刻有81字总铭，背面则分别刻有斛、斗、升、合、龠量之径、深和容积。

根据铭文，不但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各量的容积，还可以推算出当时所用圆周率为3.1547。考虑到当时通用的圆周率值是“周三径一”，刘歆的设计已经走到了时代的前面。

这件珍贵的标准量器，如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始五年（公元5年），刘歆撰写《钟历书》与《三统历谱》。

前者是一部音乐著作，进行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代的乐律。后者则是一部天文著作，试图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

西汉初年，沿用秦朝的《颛顼历》。然而，被称为“古六历”之一的《颛顼历》，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元封六年（前105年），经司马迁等人提议，汉武帝下令改定历法。次年，民间历算家唐都、落下闳及历官邓平、司马迁等人根据对天象实测和长期天文记录制订了《太初历》。

西汉末年，刘歆则把董仲舒的“三统说”（即历史循环论，认为天之道周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塞进了《太初历》，稍事补充，改名《三统历》。由于它汇通乐律、易数、五行等，以此解释历法中一些数据的来源，故而具有多元化视野。

刘歆所撰《三统历谱》，不仅系统阐述了邓平的八十一分法，而且补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知识和上古以来天文文献的考证，成为《汉书·律历志》历法部分的蓝本。其具体内容有造历的理论，节气、朔望、月食及五星等的常数和运算推步方法及基本恒星的距离等。可以说，它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在中国文学史上，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是最为耀眼的几颗星辰。

由于年代久远，刘歆留下来的汉赋并不多，主要有《遂初赋》、《甘泉宫赋》和《灯赋》。

南朝·齐《古文苑·遂初赋序》写道：“遂初赋者，刘歆所作。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议论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念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往事，而寄已意。”

意思是说；“《遂初赋》，刘歆所作。当时，朝政多有弊端，刘歆由于抒发己见而被排斥，郁郁不得其志。在从河内太守转任五原太守的途中，经历山西境内，感念思古，因此写下此赋，以叹往事，而寄已意。”

《遂初赋》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辞赋创作的一个新题材，即纪行赋。纪行赋是作者于行旅的过程，在对沿途风物的描写之中，或融入作者对历史兴亡的感慨，或抒发作者的身世之叹。

在《遂初赋》中，刘歆先是大发仲尼厄于陈蔡、屈原沉于湘渊的牢骚。当抵达边城五原之时，则生动地描写了秋季的野旷、沙石、冷风、霜雪、枯木、冻土、寒鸦、驿亭、飞帜等意象，鲜明地勾勒出一幅萧瑟寂寥、凄清落寞的自然图景，强烈地宣泄着谪居边疆的郁闷之情。这些文采飞扬的词句，为包头地区刻下了最早的印记。当然，刘歆并未沉沦，随后表达了“外折冲以无虞兮，内抚民以永宁”的志向，想要做个保境安民的好领导。

《遂初赋》以描写沿途景致入手，烘托气氛、点染心情，使之情景交融，物与我为一，开启了汉赋的一种全新的美学风格。

此后，班固的《北征赋》、曹大家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等，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刘歆的《甘泉宫赋》，与扬雄的《甘泉赋》写于同一年。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尤为擅长大赋，铺陈夸张、想象丰富、气魄宏伟、辞藻华丽，而扬雄的《甘泉赋》当属其代表作之一。刘歆的《甘泉宫赋》只留下残文，但从仅存的两百余字之中，不难窥测其意境当与扬雄相差不远。

刘歆的《灯赋》，则为一篇小赋。小赋讲究的是：篇幅短小、文采清丽、抒情咏物、讥讽时事。此赋全文为：“惟兹苍鹤，修丽以奇。身体剼削，头颈委蛇。负斯明烛，躬含冰池。明无不见，照察纤微。以夜继昼，烈者所依。”刘歆以灯的“修丽”、“委蛇”、“以夜继昼”来暗喻自己忠君守职的情操，又以“明无不见，照察纤微”来暗喻君王应当明察秋毫，不枉屈人与事。细细品读，颇有滋味。

此外，刘歆还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鼻祖之一。

据说，历史笔记小说集《西京杂记》是由汉代刘歆所著、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是指西汉的首都长安。此书写的是西汉杂史，既有史实，也有许多遗闻轶事，如“昭君出塞”、“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等。此外，还是“凿壁借光”等典故的源泉。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若论文学，则此在古小说中，固亦意绪秀异，文笔可观者也。”

《山海经》，是中国志怪古籍，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还保存了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现在，大多数学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

相传，《山海经》是由远古的伯益所著，经过西汉刘向、刘歆编校，才形成传世书籍。

因此，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评价刘歆：“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而历史学家顾颉刚也称赞刘歆：“学术界的大伟人。”

然而，常言道“天妒英才”。

像刘歆这样出身贵族而又才华横溢的旷世英才，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坎坷呢？

六

西汉后期，那位史上有名的王莽逐渐走上政治舞台。

王莽，字巨君，他的姑姑是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王莽的堂兄堂弟大多为将军列侯之子，生活侈靡，声色犬马，互相攀比。唯独王莽少年丧父，家境比较清贫，也因此待人谦恭、生活俭朴，而且勤奋好学、知识渊博。王莽为人颇讲孝悌，精心服侍母亲及寡嫂，抚育兄长的遗子，行为严谨检点。对外结交贤士，对内侍奉诸位叔伯，十分周到。王莽，简直就是这个世家大族中的另类，几乎成为了当时的道德楷模，很快便声名远播。

西汉阳朔年间，大将军王凤病重，侄子王莽主动前来侍候，亲自尝药，不梳头、不洗脸，以致蓬头垢面，接连数月没有脱衣睡觉。王凤甚为感动，临死之前，将王莽郑重地托付给王政君太后及汉元帝刘骜。由此，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

此时，出身于皇族的刘歆也正任职黄门郎。两位同样尊古好学的年轻人，一见如故，相处得很是融洽。

绥和二年（前7年），汉元帝去世，汉哀帝即位，册封王政君为太皇太后。

这个时候，已经升任大司马的王莽，以刘歆为有才有德的宗室，推举为侍中、太中大夫，后又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由此，刘歆地位尊贵，深受宠幸。

然而，“一朝天子一朝臣”。汉哀帝即位之后，他的祖母定陶国傅太后与丁皇后的家族开始得势。王莽屡受排挤，只得卸职，隐居于自己的封国（封地）新都，遂闭门不出，安分谨慎。期间，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奴婢，王莽严厉责备，命他自杀。在当时，奴婢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地位低贱，纵使被杀，主人无非花些银子，便可摆平事端。王莽的这番举动，实在令朝野震惊。

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太皇太后王政君趁机把持朝政，诏命王莽再任大司马，录尚书事，兼管军事令及禁军。其后，王莽扶立九岁的汉平帝登基，由王莽代理政务，得到朝野的拥戴。

主持朝廷政务，离不开一帮得力的手下。王莽积极培植着自己的团队，以其堂弟王舜、王邑为腹心，用自己的亲信甄丰、甄邯主管纠察弹劾，平晏管理机要事务，刘歆主管礼乐及典章制度。此外，刘歆的儿子刘棻也因才能出众，颇受王莽的赏识。

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受封为“安汉公”。 此际，王莽与其三大亲信升任“四辅”之位：王莽为太傅，领四辅之事；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位居三公上。“四辅”大权独揽，除封爵之外，其余政事皆由“安汉公、四辅平决”。

随后，王莽加紧运作，意欲进一步控制朝廷，却又担心汉平帝的外戚卫氏得势，极力予以压制。王莽的长子王宇对于父亲的所作所为，心怀不满。于是，派遣吕宽乘着夜幕，往王莽府门上泼洒血污，想借“天降惩兆”的迷信来劝说王莽。这点小小伎俩，怎会在王莽面前得逞？随后，王莽将王宇打入大牢，迫其服毒自杀。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49岁。汉平帝刘衎册立王莽长女王嬿为皇后（即孝平皇后，后来改封为黄皇室主），当时，王嬿年仅八岁，恐怕是历史上最年幼的皇后了。与此同时，王莽的两个儿子也被封侯，王安为襄新侯、王临为赏都侯。

自从王莽重新执政之后，刘歆也接连受到提拔，历任羲和、京兆尹。

羲和，也就是天文官，兼有太史令的职责；京兆尹，也就是都城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如今的北京市委书记。

元始五年（公元5年），刘歆编著了《三统历谱》，并因“修建明堂、宣扬教化”有功，被封为红休侯。

此际，刘歆身为“典儒林史卜之官”，已经成为学术文化事业的最高领导人。

对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欲望，需要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因此，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也换取了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并提供谋略。

以古观今，王莽好比袁世凯，刘歆则好比杨度。

元始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公元6年2月4日），汉平帝去世，时年十四岁。为了更加利于把持朝政，王莽拥立孺子婴（即刘婴）为皇太子，只有两岁。

由于刘婴太过年幼，无法亲政，太皇太后王政君根据群臣之意，下诏让王莽“居摄践祚”，也就是代居皇帝之位。

趁此时机，刘歆等群臣从《尚书》和《周礼》等古籍中寻找周公居摄时的规矩，然后建议王莽居摄的形式。主要内容是：“服天子之服，用天子仪仗，如天子南面朝见群臣，处理政事。出入之际要戒严，臣民在其面前要自称臣妾，一如天子之制。举行祭祀典礼之时，赞礼者要称其为‘假皇帝’，臣民应称其为‘摄皇帝’，其自称应为‘予’，其公文应称‘制’。”如此一来，王莽与“真皇帝”相比，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了。

随后，竟把年号改为“居摄”。

居摄三年（8年）九月，王莽的母亲去世。为了更加巩固王莽的“皇帝”形象，以使天下人逐渐认可，刘歆等人建议：“摄皇帝当为功显君缌缞，弁而加麻环绖，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汉书·王莽传》）

也就是说：“摄皇帝（王莽）应当为功显君（王莽母亲的封号）穿上缌缞，冠帽再加上用麻环绕而成的孝带，如同天子吊唁诸侯的丧装，以顺应圣王的制度。”

文人一旦趋炎附势，其渊博的知识很容易化为一剂迷药，使得天下舆论与百姓神志，昏然而盲从。这番功效，并不次于武将手中的刀。

三个月后，王莽感觉形势已经“水到渠成”，遂逼迫太皇太后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子婴禅让，篡夺刘姓汉朝天下，改国号为“新”。这一年，王莽54岁。

随即，王莽大行封赏，身为“少阿、羲和、京兆尹、红休侯”的刘歆，做了国师，赐封嘉新公。由此，刘歆为“四辅”之一，位列上公。

俗话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刘歆生有三个儿子及一个女儿：长子刘叠，被王莽任命为侍中、五官中郎将，封伊休侯；次子刘棻，深得王莽赏识，官任侍中、东通灵将、五司大夫，封隆威侯；三子刘泳，官任右曹长水校尉，封伐虏侯。女儿刘愔，嫁给了王莽的第四个儿子王临。当时，王临身为太子，刘愔成为了太子妃，也就是将来的皇后。

刘歆为公爵，三个儿子都为侯爵，女儿又是准皇后，就连当今天子王莽也是他的亲家。此时的刘氏家族，何等荣耀！

七

然而，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得意未曾长久，王莽的亲信甄丰、甄寻父子涉嫌谋反。严查之下，又牵连到了国师刘歆的儿子刘棻与刘泳、大司空王邑的弟弟左关将军掌威侯王奇，以及刘歆的学生侍中骑都尉丁隆等人。“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死者数百人。”（《汉书·王莽传》）

《尚书》记载“大舜处置四凶”： 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治水无功的鲧流放到羽山，坏人受到惩处，天下人心悦诚服。

崇古的王莽，效仿大舜的做法：把刘棻流放到幽州，把甄寻驱逐到三危，把丁隆杀死在羽山，都是用驿站的传车装着他们的尸体递送去的。也就是说，杀了他们还不算，还要凌辱他们，布告天下！

灾祸一旦来临，便止不住了脚步。

由于王莽的妻子患有疾病，由太子王临在宫中侍奉。王莽妻子身边的侍女原碧长得甜美妩媚又善于逢迎，颇受王莽宠幸。其后，太子王临又与她偷情，两人害怕事情泄露，遂密谋杀死王莽。王临的妻子刘愔，深受家学熏陶，会观星象，告诉王临宫中将有“白衣会”（也就是说帝室有丧，公卿素服而朝）。王临闻言大喜，认为密谋必会得逞。最终，事情还是泄露了，王临与刘愔先后被逼自杀。

话说，王莽喜欢复古，篡汉之后，便依照西周时代的制度，以求实现治国安天下的抱负。他所发起的改革与推行的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将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奴婢改称‘私属’，与王田均不得买卖。其后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把盐、铁、酒、铸钱及山林川泽收归国有。”

然而，由于这些政策只求名目复古，很多都是与实际情况相违背的，且在推行之时，手段和方法也欠妥当。而在遭到激烈反对之后，又企图通过严刑峻法强制推行，使得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违反法令而受重罪处罚者不计其数，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人们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项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因此，导致天下豪强和平民的不满。与此同时，水、旱等天灾不断，广袤中原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新莽天凤年间，赤眉、绿林、铜马等数十股大小农民军纷纷揭竿而起，大批豪强地主也乘势开始倒莽。顿时，海内分崩，天下大乱。

地皇三年（22年），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于南阳郡舂陵乡，正式起兵反莽。

更始元年（23年），王莽派遣大司空王邑、大司徒王寻征调各州郡精兵共42万，向昆阳及宛城发起猛攻。此战，刘秀率兵反击，以少胜多，取得了历史上有名的“昆阳大捷”。

昆阳惨败的消息传来，王莽异常震惊，整个新莽朝廷上下也为之惊恐。

新莽的卫将军王涉素来供养着道士西门君惠，此人爱好天文谶讳。当时，西门君惠向王涉说道：“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汉书·王莽传》）

意思是：“有一颗星光芒耀眼，扫射皇宫，刘氏必当复兴，国师嘉新公刘秀（即刘歆）的姓名正应天命。”

于是，卫将军王涉动了心思，与大司马董忠商议，想要联合国师刘歆，共同起兵反叛。

王涉前去劝说刘歆：“大司马董忠主管中军精兵，我率领着宫廷卫队，您的大儿子伊休侯刘叠又统领殿中警卫，如果我们大家同心合谋，一起劫持皇帝王莽，前往东方投降南阳郡的刘秀，就可以保全我们的家族。不然的话，眼看着杀身灭族之祸，即将来临啊！”

此时，刘歆痛恨王莽杀死了他的两子一女，并且通过观察天象，知道东方军队必定成功。于是，与王涉、董忠共同密谋，准备发动反叛。

不过，史书之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古老而神秘的“河图”之中，隐藏着一道暗符：“王莽篡位，天祚短暂；汉室复兴，刘秀登基。”而前世的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人，已经破解了这个预言，并且悄然流传于世。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精通天文地理的刘歆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刘秀，希望能够应验符运。到了王莽末年，道士西门君惠说刘秀当为天子，于是王涉等人“遂谋立子骏”，打算扶立刘秀（即刘歆）。

前一种说法，见于《汉书·楚元王传》；后一种说法，见于《后汉书·窦融列传》。

无论哪种说法更符合历史的真相，反正，刘歆是要反叛了。

不过，在观察天象之后，刘歆并不主张立即起兵，而是说道：“应当等待太白星出现，才可以行动。”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

这年七月，密谋败露，大司马董忠被杀。随后，王莽下令逮捕董忠的家族，用浓醋、毒药和小刀子、棘条子合成一穴，活活埋葬了他们。

见此情形，刘歆与王涉也都自杀了。

王莽因为这两个人是至亲和老部下，并且嫌厌人家说他的内部崩溃了，决定不公开宣布对他们的惩罚。

刘歆的长子伊休侯刘叠，一向谨慎行事，颇得王莽宠信，并且刘歆也一直没有把密谋告诉他。因此，王莽只是免掉了刘叠的侍中、五官中郎将，改任中散大夫。刘歆家族，总算留下一支可以上墓烧香的血脉。

两千年的烟云，将古城变成了废墟，也冲淡了往昔的是非与恩怨。

秋风中，又隐约传来了吟咏：“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惧于笁寒。攸潜温之玄室兮，涤浊秽于太清。反情素于寂漠兮，居华体之冥冥。玩琴书以条畅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而览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长恬淡以欢娱兮，固贤圣之所喜。”（摘自《遂初赋》）

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