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天降甘露，万民欣喜。于是，汉宣帝更改年号为“甘露”。

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的两股势力彼此厮杀，元气大伤。百般考虑之后，匈奴呼韩邪单于决定降附西汉帝国。

随后，呼韩邪单于率众南迁，抵近汉朝边塞，并且派遣自己的儿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朝皇帝，也就是到长安充当求和与谈判的人质。

不久，呼韩邪单于的哥哥（也是死对头）郅支单于也派遣自己的儿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汉朝皇帝。

这样的举措，在政治与外交之上，叫作“战略平衡”。

让匈奴归附，是汉朝建立以来，历代皇帝的莫大心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梦寐以求的荣耀，竟然降临到了汉宣帝刘询的身上。那段时间，汉宣帝身边常是“威震天下，四夷来降”的歌功颂德。

第二年，呼韩邪单于亲赴五原塞（即今包头市达茂旗西河乡的什拉文格古城），请求于甘露三年正月，前往长安朝觐汉朝皇帝。

当年的强劲敌国，如今远道来朝，让汉宣帝深为得意，接待工作自然要搞得轰轰烈烈。汉宣帝亲自策划整个仪式，派遣车骑都尉韩昌远迎，沿途所过七郡各派骑兵两千名，夹道护卫。

据学者考证，沿途七郡，应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左冯翊、京兆尹。如此看来，呼韩邪单于首次朝觐的路线，是沿着秦直道走的。

甘露三年（前51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在甘泉宫中，朝觐汉宣帝，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并得到了极为丰厚的赏赐。

在汉朝都城长安逗留一个多月之后，呼韩邪单于有些恋恋不舍地辞行。

二

当初，在朝觐汉宣帝之时，呼韩邪单于自告奋勇地请求居留漠南光禄塞（包头市达茂旗百灵庙镇西南林场古城），一旦有事，可出兵为汉朝守护受降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

这番忠心表态，让汉宣帝很是受用。又想到，呼韩邪单于实力尚弱，恐遭郅支单于的攻灭。于是，汉宣帝派遣长乐卫尉高昌侯董忠、车骑都尉韩昌率领骑兵一万六千人，又征发边疆各郡数以千计的士兵、马匹，护送呼韩邪单于出朔方郡鸡鹿塞（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哈隆格乃山口）。随后，下诏命令董忠等留下保卫呼韩邪单于，帮助单于征讨不服其统治的匈奴人。

黄龙元年（前49年）十二月，汉宣帝去世，汉元帝刘奭继位。听闻消息，呼韩邪单于慌忙遣使前往长安，先是悼念，后是朝贺。

此时，郅支单于已经远离汉朝兵锋所及之地，又怨恨汉朝帮助呼韩邪单于，逐渐冷却了与汉朝和好的心，要求汉朝送回他在长安城内入侍的儿子。汉元帝倒也大度，予以应允，并派谷吉为特使，护送匈奴王子归国。可叹，郅支单于接回儿子之后，却将汉朝使臣全部杀死。

汉元帝左等右盼，却不见谷吉返回复命。后来，听匈奴归降者传言，说是谷吉等人已被屯戍边地的匈奴杀害。因此，每当呼韩邪单于派遣使者前来长安，汉宣帝总是责成匈奴彻底查清此事。然而，此时呼韩邪单于距离郅支单于的大本营非常遥远，打探回来的消息也是虚虚实实、漏洞百出，实在令他愁眉不展。

三

初元元年（前48年），汉元帝派遣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护送呼韩邪单于侍子归国。

对于远道而来的汉朝将领，呼韩邪单于自然是盛情款待。酒席宴上，韩昌与张猛又问起了谷吉之事，呼韩邪单于满脸惶恐，只是据实相告。见此情形，韩昌等人感到不宜再将此事纠缠下去，因此赦免匈奴之罪，以使呼韩邪单于得以安心。

关于韩昌与张猛，史籍之上记载不多。

《汉书·匈奴传》记载：“（甘露三年正月）汉遣车骑都尉韩昌迎，发过所七郡郡二千骑，为陈道上。”

《汉书·宣帝纪》记载：“（甘露三年）二月，单于罢归。遣长乐卫尉高昌侯忠、车骑都尉昌、骑都尉虎将万六千骑送单于。”

这两件事情，涉及呼韩邪单于前往长安朝觐，在前面已经提及。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骞孙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时为光禄大夫，使匈奴，给事中，为石显所谮。自杀。”

原来，张猛竟是那位两度出使西域的博望侯张骞的孙子。

《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则记载了张猛的一则趣事。

永元元年（前43年）秋天，汉元帝祭祀宗庙，从便门而出，打算乘船渡过渭河。

御史大夫薛广德挡在车前，摘下帽子，跪在地下叩头，劝谏：“应当从桥上过。”汉元帝说：“薛大夫，你戴上帽子！”薛广德答道：“陛下您不接受臣的意见，臣就自刎，用我的血污秽您的车轮，陛下您就不能入宗庙祭祀了。”汉元帝心里琢磨，这个倔老头今天又犯什么毛病了，竟敢当众拦阻车驾，因此很不高兴。

这时，张猛进言，说道：“臣闻皇帝圣明，臣子们就正直。乘船危险，从桥上过安全，圣明的君主不冒险，御史大夫薛广德的劝谏是可以接受的。”皇帝说：“明白事理的人不应当像他那样说话呀。”意思是说：谏诤之言应当像张猛这样把话说得详细明白，不要像薛广德那样突如其来，让人摸不着头脑。

史料记载，张猛“有才俊、性刚直”。后来，奸宦石显专擅朝政，太中大夫张猛与魏郡太守景房、御史中丞陈咸、待诏贾捐之等上书弹劾。然而，汉元帝却没有采纳。不久，石显罗织罪名，贾捐之被杀、陈咸被判髡钳、张猛则自杀。

四

在护送呼韩邪单于之子归国的路上，韩昌与张猛看到匈奴民众日益兴盛，而漠南的禽兽也几乎被猎尽了，生存空间显得狭小起来。而此时，呼韩邪单于的兵力也有了相当大的提升，足以自卫，不再畏惧郅支单于的攻打。

而在接受呼韩邪单于宴请之际，两位将领又听到匈奴诸人多有盼望北归的言谈，心知匈奴北行不会太久，却又怕呼韩邪单于自此远离汉朝边境，日后难以约束。

因此，韩昌、张猛就与呼韩邪单于订立盟约：“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窃盗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汉书·匈奴传》）

意思是说：“从今往后，汉朝与匈奴就是一家人了，世世代代不许互相欺骗、互相攻击。有盗窃抢掠对方的事情发生，双方要互相通报，惩罚为盗的人，赔偿损失的财物；有敌人侵犯时，要出兵互相救助。汉朝与匈奴如果谁敢先背叛盟约，愿意接受上天的惩罚，遭到灾难。让汉朝与匈奴的子子孙孙全都谨守盟约。”

随后，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以及诸位大臣，一起登上匈奴的诺水东山，杀白马为祭，单于用径路刀和金留犁搅和掺有马血的酒，又用当年老上单于所擒杀的月氏王的头颅做酒杯，一起饮血酒为盟。

据学者考证：诺水，就是包头市达茂旗境内的艾不盖河。

而那个用头颅做的酒杯，也很有些来历，它正是张骞出使西域的引子。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

也就是说：“当时，投降汉朝的匈奴人诉说，匈奴打败月氏王之后，用月氏王的头作为饮酒的器具，月氏人被迫逃亡并且怨恨匈奴。然而，没有人援助月氏，共同打击匈奴。汉武帝刘彻正在打算消灭匈奴，听到此话，就派张骞出使月氏，想要与其结为盟友。”

不知，当张猛手捧这个头颅酒器之时，可曾想起他的爷爷张骞？

五

盟誓完毕，韩昌与张猛返回长安。

却未料到，几乎惹来一场杀身之祸。

朝堂之上，大臣们议论纷纷，有人愤然说道：“呼韩邪单于已经答应汉朝，愿意做为藩属保护边塞，即使想回到北方去，也并不对汉朝构成威胁与妨害。韩昌、张猛擅自行事，竟拿汉朝世代子孙的未来与匈奴赌咒立盟。倘若彻底消灭匈奴的时机来临，汉朝出兵征伐，匈奴单于就可凭借这个盟誓，向上天申告，使汉朝蒙受羞辱，有损国威。而且，从道义之上，也就不宜出兵了。如今，应该派遣使者前去诺水，上告于天，与匈奴解除前盟。韩昌、张猛奉命出使，不成体统，罪行至为大逆不道。”

古代，人们迷信上天与鬼神，凡是指天而盟的誓约，不敢轻易毁弃。

韩昌与张猛性情刚直，认为汉朝就应与匈奴世代和平相处，哪里想过还要彻底消灭那些微笑拥抱的朋友呢？可见，政治的阴险，远超善良人的想象。

更可怕的是，一旦安上了“擅权行事、漠视天子“的罪名，就会引来诛杀宗族的凄惨下场。

好在，汉元帝对于韩昌与张猛颇为了解，明白他们的良好用意。可是，既然有人指责他们犯有漠视皇帝的嫌疑，也不能轻易放过。于是，下诏“昌、猛以赎论，勿解盟”。（《汉书·匈奴传》）

也就是说：韩昌、张猛可以赎罪论处，而盟誓不用解除。

汉朝之际，犯下罪行，可以拿钱来赎，也就是可以“花钱免灾”。

一番忠心报国的念头，不但没得到奖赏，还要破费一大笔钱。韩昌与张猛肯定会患上短暂的轻度抑郁症，而汉元帝却借此实现了“杀鸡儆猴”的意图，得意地笑出了六颗大牙。

十二年之后，也就是建昭三年（前36年），汉朝西域都护都尉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高声呐喊：“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一举攻杀郅支单于。

甘延寿与陈汤建此大功，汉元帝本想加封。然而，朝廷重臣石显等人却说：“此二人擅自兴兵，功难抵罪。而且，陈汤私取财物，应即查办。若加封晋爵，将来有人出使，就会乘危生事，此风断不能开，以免祸害国家。”

唉，奸佞当道之时，贤臣良将想要做番事业，竟是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