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始皇生气了，真的很生气！

他燃起了熊熊烈火，把四书五经之典籍、诸子百家之著述统统扔了进去，除了秦记以外的史书也扔了进去，只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书简烧成了灰烬，他意犹未尽，又挖了一个深坑，把那些呶呶不休的儒生填了进去，然后踩实了土。

焚书坑儒，使得中国文化受了降龙十八掌，元气大伤；更使得历史脉络受了七伤拳，奄奄一息。

幸好，中华民族似乎有着一种天生的韧性，每逢文化困境，总会及时诞生一位才子来力挽狂澜。

当然，这份重任可不是好担当的，先要经受考验，通过难度远超国家公务员考试，甚至不次于美国海豹突击队的魔鬼训练。正如《孟子》所讲：“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可怜，才子们大多体弱多病，或者神经敏感，经过这番折腾，一半早夭，一半遁世。老天挑挑拣拣，在焚书坑儒的一百余年之后，好不容易选定了一位官二代。

这位官二代是位青年才俊，不仅文采斐然，而且爱好旅游，认真地实践着“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并且，他颇受皇帝赏识，跻身于政府高层智囊团，还曾经作为中央特派员巡视过四川、云南等地。可谓前途无量！

然而，老天实在太过残忍，为了迫使这位才俊死心塌地潜心文史，开创中国史学之新风，先是害他尝受牢狱之灾，又嫌不足，竟让他受了宫刑，失去了男人的功能。

尊严彻底扫地，这位官二代也曾想过自杀。然而，老天的重任，或者说是他自己的宿愿，让他最终选择了忍辱负重，埋头编纂史书。与此同时，痛苦地喊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

这位才俊，叫作司马迁；老天所降大任，就是那部《史记》。

写过许多历史人物的余秋雨先生，深情地将司马迁称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让我感动的人物”。

向来喜欢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也不禁将《史记》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二

司马迁，十岁开始诵读古代典籍，二十岁则开始游历天下。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喜欢壮游，不单是赏玩山水，更是为了考察风俗、搜罗资料、广博见识、增益阅历，甚至是在寻找施展抱负的机遇。

孔子以54岁开始周游列国，风尘仆仆，车辙往返，历经十四个春秋。然而，他与弟子们的足迹，大多留在了中原地区，基本没有离开今天的山东省与河南省。

司马迁首次出游，就是一场远行。

“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

这场远行，涉足了如今的陕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九个省区。

国学大师王国维写有《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当先沅、湘，窥九疑，然后上会稽，自是北涉汶、泗，过楚及梁而归”。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不妨大致勾勒一下司马迁的游历路线，并以散落于《史记》各篇的相关文字，作为行程的印证。

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向南渡过淮河与长江，抵达湘江侧畔的长沙，在此哀叹贬居于此的贾谊，悲悼自投汨罗江的屈原。

“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然后，沿着湘江南下，到湖南宁远登九嶷山，瞻仰舜的葬地，探访其生前的功绩。接着，又经沅江进入长江，顺流东行，抵达江西九江登庐山，考察大禹治水的遗迹。之后，继续东行，登上浙江绍兴的会稽山，探访禹穴，并且临海远眺。再向北行进，抵达江苏苏州姑苏台，游玩五湖（太湖）。

“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史记·河渠书》）

漫游南方之后，司马迁渡过长江北上，到达淮阴。在淮阴，探寻了韩信早年的故土遗迹，并从淮阴乡亲口中得知了许多关于韩信的生动故事。

“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史记・淮阴侯列传》）

随后，司马迁北渡汶水与泗水，进入齐鲁大地。他考察了儒家发祥地曲阜，瞻仰了孔子之墓，观赏了孔子留下的器物，并与儒生一起学习礼仪、研究典籍，亲身体会了儒家风尚。在这里，司马迁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余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史记・孔子世家》）

从曲阜折而南行，司马迁抵达了儒家亚圣孟子的家乡，也就是如今的山东邹县。在邹县东南的峄山下，他参加了乡射，即射箭饮酒的礼仪。继续向南，司马迁在鄱（今山东滕县）、薛（今山东滕县南）、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陷于困境。司马迁觉得此地民风强悍，不同于齐鲁其他地区。打听之后，得知薛地曾是孟尝君田文的封邑，孟尝君好养士，一些作奸犯科之人也来此定居，从而形成了这种特殊的风气。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史记・孟尝君列传》）

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是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05年，项羽以寡击众战败汉高祖刘邦的著名战役――彭城之战便在此地。

彭城东边的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是项羽的故乡；彭城西北的沛郡（今江苏省沛县以东），是曹参、周勃、樊哙和夏侯婴的故乡；沛郡以西的丰县（今江苏省徐州附近），是萧何和汉高祖刘邦的故乡；而沛郡的蕲县（今安徽省宿县），又是陈胜、吴广的起义之地。这些人，都是楚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因此，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秦汉之际历史资料，并对汉高祖刘邦及其开国将相有了更加深刻地认知。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此后，司马迁经过楚地，凭悼了春申君故城。

“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史记・春申君列传》）

离开楚地，司马迁折而向北，奔向大梁（今河南开封），访问了“夷门”，寻访了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往事渊源。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这番踏过半个汉朝疆土的壮游，行程近三万里，自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出发，大约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壮游归来之后，司马迁得到了一个官职——郎中。这个郎中，掌管门户、车骑等事，内充侍卫，外从作战。虽然官场等级不高，却能经常陪侍在皇帝身边，是份很有面子、很有前途的工作。

任职未久，司马迁接受皇帝指派，前往西南地区安抚与视察当地的少数民族。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史记・太史公自序》）

巴、蜀：皆郡名。巴郡，郡治为江州（在今四川重庆市北）；蜀郡，郡治为成都（今四川成都）。

邛、莋、昆明：皆古部族名。邛，秦汉时分布于今四川峨嵋山西北方一带；筰，秦汉时分布于今四川峨嵋山以南一带；昆明，分布于云南下关市一带。

司马迁的步履，跋涉于四川、贵州、云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间，昼行烟瘴险境，夜闻猿猴哀啼。

依据郭宗全先生的《司马迁出使西南任务考》，司马迁此次奉使远行的路线，大致为：从长安出发，途经汉中、巴郡，抵达犍为郡（今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牂牁郡（今贵州省贵阳市附近，一说在凯里市西北），出零关道、过孙水桥，再抵越巂郡（今四川省西昌市东南）、沈黎郡（今四川省汉源县东北）等地。

此次游历，司马迁与西南夷族长期相处，亲身体验到了中原文人所难以知晓的风土人情，为日后写作《西南夷列传》，奠定了广度与厚度。

奉使安抚与视察，大约历时一年有余，工作基本圆满，司马迁返回复命。

恰在此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正式开启了他的首次泰山封禅，听到司马迁归来的消息，命他紧急前往会合，参加盛典。

封禅之后，汉武帝意犹未尽，断续巡行。“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汉书・武帝纪》）

九原，是指汉朝的北疆重镇五原郡的郡治九原县，相当于如今的省城，就是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

在《史记・蒙恬列传》的末尾，司马迁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在包头境内，司马迁考察了阴山深处的秦长城，又踏上秦直道，返回长安。麻池古城恰是秦直道的北端，司马迁的足迹，必定曾经印于这处满是秦砖汉瓦的废墟。

可是，那行足迹到底印在了哪里呢？前来考察的专家学者络绎不绝，究竟有谁的脚印与司马迁的相符相合？

此后，司马迁陪侍着汉武帝，多次巡游，西汉帝国的大半个疆域，都曾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

那些足迹、那些考察、那些感悟，又为那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如顾炎武所说：“秦汉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山川郡国不易明，故曰东曰西曰南曰北，一言之下，而形势了然。盖自古史书兵事地形之详，未有过此者。大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势，非后代书生之所能讥也。”

由此可见，行千里之路，有益于通晓地理。

又如苏辙所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岂尝执笔学力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由此可见，行千里之路，又有益于增进文采。

如今太平盛世，文化事业繁荣，文化学者也随之风光无限，参加各种论坛讲座研讨会之余，常有大好机会游览当地名胜。不过，前呼后拥之际、觥筹交错之时，那些苦行与苦思，是否渐行渐远……

三

司马，既是官职，也是姓氏。

“百度”一下，有这样的资料：“司马（官职），殷商时代始置，位次三公，与六卿相当，与司徒、司空、司士、司寇并称五官，掌军政和军赋，春秋、战国沿置。”看来，司马官职不小，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长，是正部级领导。

又据史籍《通志·氏族略》上记载：“追源溯流，司马氏的得姓始祖是程伯林父，他在周宣王执政时期官拜司马（管辖军政和征战的官职）。”

程伯休父，需要解释一下，是指受封于程的休父（也写作休甫），爵位为伯。这个“程”，是周王分封的一个小国，也叫做程国。周朝时期，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休父为三等爵位。休父，是位享有程国领地、有着伯爵荣誉的贵族。

其后世子孙，一部分“以官为氏”而姓了司马；一部分则依照惯例“以国为氏”而姓了程。由此说来，2700多年前，司马氏与程氏本是亲兄弟的。

《史记·太史公自序》之中，司马迁不无得意地写道：“司马氏世典周史。”我们司马家族从周朝开始，就已经执笔国史了，在这个领域可谓祖传事业，源远流长。

自豪感，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继承了家学渊源，官拜汉朝太史公，负责整理官方资料、撰写官方史书，并且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

司马谈平生好学，曾向唐都学习天文历法，向杨何学习《易经》，又向黄子学习道论。这位黄子，就是《汉书·儒林传》中的黄生，精通黄老之术。如此看来，司马谈所学，是偏于道家的。此外，司马谈对于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也颇有心得。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之中，大篇幅地讲述了父亲的学术观点与政治见解，贯通古今，恣意纵横，其博学与见识，丝毫不逊于如今央视频道的《百家讲坛》。

按道理说，欲降大任的老天，必定会青睐司马谈这位太史公的。怎奈，司马谈先生学识有余，却情商不足，心灵有些脆弱。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刘彻封禅泰山。

古人视泰山为“天下第一山”。所谓“封”，就是在泰山之顶聚土筑圆台以祭天帝，增泰山之高以表功归于天；所谓“禅”，就是在泰山之下的小山丘上积土筑方坛以祭地神，增大地之厚以报福广恩厚。

封禅，不同于祭祀，其规格之高，其礼仪之盛，就连帝王也视之为尊荣。想去泰山封禅的帝王，必须具备两个资格：一是自已创下盛世；二是老天降下瑞兆。否则，纵使腆着脸去封禅，也被会天下人所耻笑的。

汉武帝北伐匈奴、南征闽越、开拓西域，自视武功盖世，又偶然获得古鼎一尊，颇为符合封禅的资格。于是，迫不及待地赶往泰山。

本来，这样的盛典，是很需要太史公的生花妙笔，大肆宣扬一番的，既显威于当前，又留名于后世。然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汉武帝竟没有通知太史公司马谈随同出行。

远行的车马腾起阵阵黄尘，司马谈呆呆地立在路边凝望，初夏的阳光已很炽烈，他却冷得浑身打颤。

恰在此时，司马迁风尘仆仆地由远方归来，见到神情如此落寞的老父亲，吃了一惊。曾经意气风发的司马谈，变得憔悴不堪，拉着儿子的手，老泪纵横：“我们家族世代修史，功名荣耀，如今恐怕要从我这里衰落了。当今天子封禅泰山，却把我撇在一边，命呀，都是命呀！我死之后，你必定成为太史，可千万不要忘记我那编修史书的遗志呀！”

司马谈念念不忘，孔子所编订的《春秋》，叙至公元前481年，也就是鲁哀公捕获麒麟的那一年。此后，再没有靠谱的史书相继了。自《春秋》之后的400多年以来，先有战国诸侯争霸、后有楚汉刀兵相向，再加上中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历史的脉络逐渐栓塞，亟需有人再次疏通。司马谈素有此志，却因汉武帝的此番冷落，脆弱的尊严被击得粉碎，遂致病入膏肓。他在病榻之上，反复叮嘱儿子司马迁：“我身为太史，却无法完成修史之志，内心甚是惶恐，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呀！”

司马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意思是说：“我虽然不够聪慧，却一定会把您编纂史书的计划认真完成，不敢有丝毫缺漏。”

这一年，司马谈怀着未尽的理想，离世而去。

这一年，封禅泰山的汉武帝，听闻司马迁回到长安，紧急召唤他前去会面。

浩浩荡荡的巡游队伍，从泰山出发，东行至大海，再折向碣石。接着，自辽西转而向西行进，抵达九原，也就是如今的包头市九原区麻池古城。随后，从麻池古城向南，沿着秦直道，返回甘泉宫。

这趟行程，以当年的交通条件，恐怕是要耗时半年左右。

司马谈逝世，是在司马迁远赴泰山之前，还是在司马迁陪同汉武帝巡游之际，抑或是在司马迁返回长安之后？史书之上没有记载。

或许，当司马谈咽下最后一缕气息，儿子司马迁还在因公奔忙，未能陪在身边，未能守灵发丧，未能尽上一份孝道。虽然说，许多时候，“忠孝不能两全”。可是，对于那位只管自己千秋大业而忽视部下感受的汉武帝，司马迁真的毫无怨言吗？

司马谈的预言终于成真，三年之后，司马迁继任为太史公。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太史公司马迁，将会遭遇怎样的磨难？

四

司马迁，生于夏阳龙门。

这个“龙门”，位于如今陕西省韩城市北30公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此处两面大山，犹如巨大的门阙，挟峙黄河，河宽不足40米。河水奔腾，破“门”而出，黄涛滚滚，一泻千里。传说，其为大禹治水所凿，故又称禹门。中国民间所说的“鲤鱼跳龙门”，指的正是这里。

奔腾的黄河、久远的历史、“鲤鱼跳龙门”的征兆，仿佛预示着尚是婴儿的司马迁，将会走上文史之路，将会深刻感受中国文人的喜与悲。

然而，无论《史记·太史公自序》，还是《汉书·司马迁传》，都未写明司马迁的生卒年月。这样，就给读者们造成了困惑，同时，也让历史考据学家们陷入了纷争。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吵吵闹闹地辩论着，未有定论。

余秋雨先生在《历史的母本》之中写道：“这里出现了一个学术争议，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对此过去一直有不同看法。到了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和梁启超都主张他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至今沿用。但也有现代研究者如李长之、赵光贤等认为应该延后十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我仔细比照了各种考证，决定放弃王国维、梁启超的定论，赞成后一种意见。”

我个人，认同余秋雨先生的判断。

中国古代名人的归宿，总会陪葬着一方墓志铭，上面端端正正地刻着生卒年月，有始有终，才是人生完整的记述。

司马迁的个人履历，无始亦无终，而他却是中国史学新风范的开启者，也是中国历法新纪元的开启者。

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时也是一位精通天文星象的专家。其实，只要细读《史记》之中的《天官书》、《律书》、《历书》等篇章，便会明白他在这方面的深厚造诣。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这部新历法废除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惯例，改成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

如今，正月初一，贴对联、迎新春，怕是很少有人会想起司马迁。

精通天文星象的司马迁，似乎很是相信“天命”。他认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

《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先父曾经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五百年了，到了继承并光大文史事业，修正《易传》，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的时候了。’天命就在于此吧！天命就在于此吧！我怎么敢推辞呢！”

好一番 “当仁不让”与“舍我其谁”的气概！

当初，秦始皇焚书，只是焚毁了从民间搜罗而来的书籍，许多重要典籍仍旧深藏于宫中。秦始皇，并不是一个莽夫、傻蛋，“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焚书是为了使老百姓无书可读，变得无知，无知则少智，就比较容易统治了。然而，统治阶层还是要读书的，读书可以明智，以史为鉴，可以更好的治理天下。书，焚与不焚，也是分社会阶层的。

司马迁身为太史令，够资格并有机会“史记石室金鐀之书”，阅读和摘抄石室金柜之内收藏的图书档案。

此后，司马迁潜心修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数年之际，初有所成。

伏羲画八卦，“天雨粟”；仓颉创文字，“鬼夜哭”；司马迁修史初成，老天降下了惨痛的磨难。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塞，直趋天山，袭击匈奴右贤王。同时，召见李陵，命他掌管辎重，作为随军后援。

这位李陵，乃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箭法出众，胆识过人。此次出征，他不愿做个跟班，自告奋勇，愿率五千步兵迎击匈奴单于。

自古勇将多好战，又有几人得封侯？

《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李广）多次跟随皇帝射猎，格杀猛兽，汉文帝说道：“可惜李广生不逢时，要是在汉高祖的时代，万户侯岂足道哉！”爷爷生不逢时，孙子也命运不济。

李陵与匈奴单于遭遇，以五千步兵对阵三万骑兵，勇猛冲锋，竟然斩杀匈奴数千人。匈奴单于大惊，急忙又调来八万骑兵。李陵一看寡不敌众，况且骑兵战力那是远胜于步兵的，“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得边战边退。匈奴单于怎肯罢休，督促部下像群狼追逐猎物一般，死死咬着不放。沿路血战，李陵率兵又击杀匈奴数千人。不过，他自已手下兵将也死伤殆尽，粮食已无、弓箭告竭。数度突围，终归失利。眼看大势已去，李陵只得掩面长叹，投降匈奴单于。

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大怒，召集群臣议事。

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眼看着皇帝气得脸红脖子粗，群臣就都义愤填膺地共同声讨李陵的罪行。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可能是打算把这件事写入史书，用以警戒后人。

本来，司马迁与李陵素无交情，“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此时，满可以随着众人声讨几句，也就应付过去了。

偏偏，司马迁仗义执言：“李陵对父母孝顺，对士人讲信义，常奋不顾身，赴国家之难，而他平时的志向所在，颇有国士的风范。如今偶遇失败，那些保全了自身性命和妻子儿女的臣子就跟着捏造他的短处，实在令人痛心！况且，李陵率领不到五千步兵，深入满是战马的匈奴腹地，抵挡数万敌军；匈奴被打得连救死扶伤都顾不过来，将全国所有能拉弓箭的人全部调来围攻李陵。李陵率部转战千里，箭矢用尽，无路可走，将士们手拿着没有箭的空弩机，冒着敌人锋利的镞尖刀刃，仍然面向北方拼死力战。能够得到部下这样的拼死效力，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虽然兵败，但他对匈奴的打击也足以使他名扬天下了。李陵之所以没有死节，当是想找机会报效国家。”（《汉书·李广苏建传》）

司马迁毕竟是个文人，就事论事而已。他未曾料到，这几句话竟然触犯了汉武帝的忌讳。此次征伐匈奴，其实是为了让贰师将军李广利再立功勋，以便朝廷进一步封赏。李广利出击匈奴右贤王的三万骑兵才是主力，李陵只是偏师。结果，李陵拼死力战匈奴单于，搞得单于紧急调遣右贤王的兵力前来增援，致使李广利空跑一趟，无功而返。

汉武帝的一番筹划，被鲁莽武夫李陵破坏，本就生了一肚子的气。偏偏司马迁又盛赞李陵此次杀敌众多，无意之间，仿佛影射着李广利无所作为。无意的影射，偏偏遇到了有心的庇护，司马迁就要大祸临头了。

汉武帝为何会如此庇护李广利呢？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位“倾城倾国”的北方佳人，正是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容颜艳丽，舞姿翩跹，甚得汉武帝的宠爱。

爱屋及乌，汉武帝怎肯容忍对于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影射，就算无意也不行。于是，以“诬上”的罪名，把司马迁打入牢狱。

然而，这不过是厄运的开始……

五

其实，《汉书·司马迁传》的前半部分，基本源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文字甚少改动。只是在后半部分，增加了一封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书信。后世，有人特意将其抄录下来，加了一个篇名《报任安书》。

任安，字少卿。年轻时比较贫困，后来做了大将军卫青的舍人。由于卫青的荐举，当了郎中，后迁为益州刺史等职。征和二年（前91年），朝中发生巫蛊之祸，江充乘机诬陷戾太子（刘据）。无奈之下，戾太子发兵诛杀江充等，又与丞相刘屈髦所率军队大战于长安。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监理京城禁卫军北军的官），乱中接受了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却又按兵未动。戾太子事件平定之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

此前，任安曾经写信给已经出狱并再度为官的司马迁，希望他“尽推贤进士之义”。然而，直到任安即将受到腰斩之时，司马迁才写了这封回信——《报任安书》。

信中，司马迁先是解释了自己未曾在朝堂之上举荐人才的缘由。

“我虽然才能平庸，但也曾听说过举荐贤能的长者风范。只是，我自知身体已经残废，且又处于低贱的地位，稍有举动就会受到责难，想要有所作为却反而会把事情搞砸。所以，心情抑郁，无法对人言表。”

字里行间，如此自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汉武帝一怒之下，将司马迁打入牢狱，并且判处宫刑。宫刑，也叫腐刑，就是把男人变成太监。

因此，司马迁不禁哀叹：“就算中等才能之人，也不愿意与遭受宫刑的宦官扯上关系，远远绕道而走，更何况那些慷慨激昂之士呢？如今的我，已被排斥于正统之外了。朝廷纵然缺乏贤才，又岂能由我这样一个残废之人来举荐天下的豪杰英俊呢？”

痛苦，不仅是惨受阉割的那一瞬间。耻辱，背负一生。

耻辱，把司马迁的内心刺得鲜血淋漓，伤口从来未曾风干。纵使日后，他又奇迹般地由犯罪之身被汉武帝提拔为中书令，却始终自惭形秽，在朝堂之上秉持着“沉默是金”的态度。

正如司马迁在信中所写：“现在，我的身体已经亏缺，犹如一个清扫庭院的阉人，处于这样卑贱的地位，却要昂首扬眉、议论是非，这不是轻蔑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可说呢？还有什么可说呢？！”

至此，司马迁已经三次说明了自己为何未曾举荐贤能的缘由。其言也切，其情也悲。这份郁积的痛楚，放在了《史记》的最后一篇，使得后世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无不唏嘘。

其实，司马迁对于李陵的判断并没有错。

李陵投降匈奴一年有余，如同后世的那位关云长，“身在蓸营，心在汉”，不肯真正为匈奴单于效力，或许也在寻找重归汉朝的时机。然而，汉武帝却得到一个情报，说是“李陵在为匈奴单于训练军队，以此对抗汉朝”。或许，汉武帝的内心深处也是认同司马迁的判断，对李陵这员猛将的重新归来，抱着几分期望。如今，听说李陵竟然为敌效力，便对他的家族痛下杀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

其后，汉朝使者出使匈奴，李陵前去询问家族被诛的原委，失声叹道：“那是李绪所干的事情呀，不是我！”李绪，也是一位汉朝降将，当时正在积极协助匈奴练兵，做了名副其实的“汉奸”。

《汉书·李广苏建传》记载：“陵痛其家以李绪而诛，使人刺杀绪。”

谁是谁非，渐渐清晰。可惜，阉割的器官再也无法复原，屈辱的心境再也无法恢复自信。

或许，是出于内疚心理，汉武帝将罪犯司马迁，提拔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这个中书令，通常由宦官担任，职掌传宣诏命等，同时帮助皇帝在宫廷处理政务，比起当年的太史令，可谓“位高权重”。也正因如此，任安要写信给司马迁，请他举荐贤能。

然而，历经劫难的司马迁已经淡漠于政事，一心修史。

他在信中，向任安做了一番解释：“您的来信本该及时答复，但正碰上我跟随皇上东巡归来，又忙于低贱的琐事，彼此相见的机会很少，忙忙碌碌没有片刻的空闲可以让我倾诉衷肠。现在，您背着后果不堪设想的罪名。再过一个月，就到冬末了，而我又将被迫跟从皇上到雍地去，担心您会突然遭到不幸。那样我就永远不能把满腔悲愤向您诉说，而您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抱恨无穷的。请让我简略地陈述一些偏狭、浅陋的意见。这么长时间不给您回信，请见谅。”

信中的“冬末”， 即农历十二月，也就是冬季最末一个月。汉律规定，冬季十二月行刑。已被判决腰斩的任安，即将受刑。

不能再等了，司马迁压抑已久的情绪涌上笔端，伏案疾书，他的眼中定是噙满了泪水，为自己的磨难而悲，也为任安的境遇而悲。

其实，戾太子事件之际，任安所作所为并无出格之处，罪可有也可无，罪可大也可小。只是，汉武帝听信一名小吏的举报，便将任安判处腰斩。

汉武帝有其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其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的一面。只是如今，一句被愤青们奉为圭臬的“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便将其捧上了神坛。

对于任安在狱中所受的百般煎熬，司马迁想起往日情形，感同身受：“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当年，司马迁身陷囹圄，却怀着一丝希望。按照西汉法律，刑罚不一定非得执行，可以交钱赎罪。然而，宫刑是重罪，需要一笔令人咋舌的巨款。可叹，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

行刑的刀子，总是剜向穷人的命根子。

宫刑之后的司马迁，被推入了蚕室。刚受宫刑之人怕风寒，必须住于严密、温暖的居所，如养蚕之室，故称蚕室。

历代文人，多以被朝廷豢养为荣耀，他们虽未像司马迁那样遭受肉体的宫刑，其人格与思想却是遭受阉割、关入蚕室的。

司马迁一度万念俱焚，他在信中向任安倾诉：“我因为发表议论而遭受这场灾祸，着实被乡亲们所讥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什么面目到父母坟墓上去祭奠呢？即使经过百代，耻辱仍会越来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绪不宁，呆在家里，恍恍惚惚像丢失了什么；走到外边，又不知要往哪里去。每当想到这一耻辱，冷汗就浸透了衣裳。”

凡是读过《史记》的人，都无法将作者司马迁想像为怯懦苟活之辈。且不说《游侠列传》里的那些血性方刚与视死如归，单是他把争霸失败的项羽列入“本纪”，使其与秦始皇、汉武帝享有同样地位，便可窥见他的人生态度。

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写得如此激昂，感动得女词人李清照写下了那首《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司马迁，岂是贪生怕死之徒？！

他提起笔来，向任安道出了自己的心迹：“我虽软弱，想要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舍生就义的分量，怎么会自甘沉溺于牢狱的侮辱之中呢？而且，奴仆婢妾尚能赴义死节，更何况像我这样处于困境之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来，犹如陷入粪土之中也不挣扎，是因为抱恨自己心中还有未实现的理想。如果就此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忍辱负重，只为修史！司马迁再度表态：“史书初稿还没有完成，恰逢这场宫刑灾祸。我痛惜全书未完，因此遭受宫刑也毫无怨色。如果我著成这本史书，把它收藏在名山之中，传给志同道合的后人，在四通八达的都市里散布。那么，我从前被侮辱的旧债就得其所偿。此后，即使被千刀万剐，我也无怨无悔！然而，这些只能对有学识的人讲，很难对浅薄的俗人诉说。”

的确，洋洋洒洒的《报任安书》，又有多少人认真读完，继而认真思索呢？

据国学大师王国维考证，司马迁《史记》完成于征和三年（前90年），最后一篇为《匈奴列传》。

此后，司马迁的身影便消失了，翻遍《汉书》也难觅踪迹。

东汉时期，卫宏撰写《汉旧仪》，曾有这样一段文字：“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如此看来，汉武帝将司马迁治罪，原来还有一段遭其非议的前因。而且，司马迁在忍辱负重完成《史记》之后，可能不再秉持“沉默是金”的人生态度，终于再度下狱而死。

不过，许多学者对于这段记载提出质疑，纷纷扰扰，未有定论。

其实，何苦探究真相。

历史，本来就有许多片段隐藏于迷雾之中。因此，让这位史学大师的归宿也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恬淡安然，难道不好吗？